（原载1933年9月11日天津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第297期◆★，署名“言”★◆。）

　　周先生很佩服英国两性心理学家蔼利斯（HavelockEllis），且颇受他的影响◆★◆。有人批评蔼利斯同时是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◆◆■■◆。这话很可以移赠周先生。此集中“书”的一部分如果充分表现了他叛徒的一面，那么就说信的一部分完全表现了他隐士的一面★■◆■★，也不为过吧。周先生自己觉得这几封给朋友的信是区区而且无聊◆★★，却以为“总写得比较诚实点，希望少点丑态★◆★★■”。他以前曾说★■：“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★◆◆，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，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。”（《日记与尺牍》）如果我们觉得周先生写这些信时是真实的◆■■◆★★，没有在模仿什么人■★，并且我们还记得他是一向极力提倡生活之艺术的人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些琐屑的信是好的尺牍★★。

　　1933年9月11日，他在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第297期，又发表了书评文章，对青光书局1933年7月刚刚出版的《周作人书信》一书作了简介，署名“言”。这也是他在该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。

　　周作人先生在民国十四年写了一篇短文《日记与尺牍》，开头说：“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，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。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，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，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。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，日记则给自己看的（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）■★◆■，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。★★■”（《雨天的书》11页）现在我们虽还没有得见周先生的日记，却喜先读到他的书信了■◆◆◆。

　　此集各篇皆作于近一年中■◆，其《右第二章》一篇写一二八沪战之役■◆◆■，亦为佳构★◆■■■。全篇以商务印书馆之编辑及印工各一人为对照◆◆■★◆。印工愤激从军，为夫役★★◆★■，尝废寝忘餐奋不顾身以工作。后因不欲守军退却■◆■，军法从军。编辑于战时携眷避难★■◆，战后则参加职工会★■■★，向公司争议权利不决，在报端刊启事戒同人勿领退职金★★■★★★，以示决心。后卒以生活维持困难，背众潜赴公司领金而归■◆★。全篇以写沪战时一部分人激昂舍身之情形，读时最令人兴起。其写我军退守昆山之经过◆★■◆，就在前线之印工目中叙述，且以夫役谈话时随口道出■★◆■★，省却空洞叙述，行文既简洁，亦与事实为近，此等处尤见作者技巧之高明■★。此外，《小巫》一篇，写村镇土劣之横暴及其妾媵之惨剧，亦动人。惟书末短作三则，严格言之★■◆★★■，只为随笔小品◆★◆，逊色多多矣。

　　茅盾所著短篇小说集《春蚕》★■◆★★■，开明书店发行，实价七角。本刊第二百八十七期已有知白君评述。今此篇另有着眼之处◆◆，与前文无重复之义也。

　　在1929年和1933年这两年中★★，朱自清在《大公报■■■?文学副刊》共计发表了14篇文章，其中以笔名“知白”发表的11篇均被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《朱自清全集》◆◆◆，而以笔名★★★■■“言”发表的3篇书刊评论文章，却被彻底遗忘■■◆★★■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外佚文了。

　　《文学》创刊号殊乏佳构，惟大体视时下一般刊物，已为佼佼者矣★◆◆，甚望其是后能逐渐改进，以臻于完善。该刊之撰述人虽多仍《小说月报》之旧，而编制则稍有不同。社谈、书报评述等栏，皆《月报》所未有★◆◆◆。以《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》为题，征请各家发表意见，则尤别有取法者也。社谈中表明该刊之态度★◆，计有三点，大意◆◆★：（一）《文学》之内容虽杂，而有其一贯者在。其言曰■◆◆★◆■：“我们只相信人人都是时代的产儿★■★；无论谁的作品，只要是诚实由衷的发抒，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，就莫不是这时代一部分的反映◆★，因而莫不是值得留下的一个印痕◆◆◆★★■。我们这一群人也许要被科学家们分做若干种■■★■，然而我们……有一个共同的憧憬——到光明之路。……我们认为或用创作，或用批评，或用考证，效果上并无两样◆◆★■★。★◆■■”故该志创刊号既载鲁迅◆■◆、陈望道文学立场之论文，复刊梁宗岱之介绍■★★、移译蒙田（Michel.deMontaigne），更有顾颉刚俞平伯等之考证文字★◆★◆◆。（二）该志为大众的园地，竭诚欢迎新起作家之文字，首期已刊有二篇。（三）该志相信发刊杂志对于文坛收获之量的方面为有益。既使缺少发表的便利之作家，不致埋没；于必要时且可督促作家，云云◆◆。

　　为此，吴宓多次走访朱自清◆■★★。1929年1月18日晚，他到清华园西院拜访朱自清★◆，未遇，于是◆◆★◆■，留函预约次日午宴，并说明了邀请朱自清加入《大公报★◆?文学副刊》编辑部的事■◆◆。次日上午◆◆■■■★，吴宓与赵万里一起又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访朱自清◆★，再次表达了诚意。但朱自清以职务繁忙为由，没有立即答应吴宓的请求，而是提出考虑数日再行回复,又因为当天下午须进城授课，朱自清也未能参加午宴◆◆★★。同年1月21日，朱自清由浦江清陪同，回访吴宓，答应愿意暂时加入《文学副刊》的编辑工作■★★★★■，试干三个月再说。

　　四大娘……就把那三张布子贴肉揾在胸前◆★■■◆◆，抱着吃奶的婴孩似的静静儿坐着，动也不敢多动了★◆。夜间，她抱着那三张布子到被窝里■◆★◆★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。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◆★★★■，怪痒痒的■◆■；四大娘很快活，又有点儿害怕，她第一次怀孕那时胎儿在肚子里动◆◆■，她也是那么半惊半喜的■◆★！

　　朱自清的第二篇书评文章开篇即交代◆★“今此篇另有着眼之处，与前文无重复之义也”，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，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，后者就是前者的补充。第一文称短篇小说集《春蚕》★■◆“最大的贡献，在描写乡村生活★◆★★”★◆，并重点分析了《林家铺子》■◆■◆、《春蚕》、《秋收》三篇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，认为《林家铺子》■■◆◆“写得最好”★■■。第二文则认为《春蚕》和《秋收》“殆为全书之冠”，而对《林家铺子》则又有了微词。此后，朱自清在《〈子夜〉》一文中，又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★◆■，认为茅盾“描写农村的本领■◆■★◆◆，也不在描写都市之下”，《林家铺子》★■◆◆◆“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，层层剖剥■◆◆，不漏一点儿，而又委曲入情，真可算得‘严密的分析’。私意这是他最佳之作。还有《春蚕》、《秋收》两短篇，也‘分析’得细◆■◆。我们现代的小说◆◆◆，正该如此取材■◆■★，才有出路★◆■■◆★”◆■。（见《朱自清全集》第1卷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■■■★★★，P278）可见他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。此外，第二文认为“写一二八沪战之役”的短篇小说《右第二章》“亦为佳构”■★■，“全篇以写沪战时一部分人激昂舍身之情形■◆◆，读时最令人兴起”。同时，对作家的叙述视角和简洁的行文予以赞赏，称■◆“此等处尤见作者技巧之高明”。这两篇文章虽然出自同一作者，但是，命运却不相同，前者被编入了《朱自清全集》，而后者却成了无人知晓的集外佚文。

　　对于《大公报◆◆★?文学副刊》这块阵地，主编吴宓原希望能够执着地坚守自己的办刊宗旨，以此作为“学衡派◆◆◆★★”的“宣传作战之地”，不想让新文学有所侵入。但是新文学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★■■■★，吴宓自己也心知肚明。就在该刊出版一年以后◆★◆，他的助手浦江清、赵万里就先后向他提出了增加语体文及新文学的问题■◆，并建议聘请朱自清参与《文学副刊》的编辑、撰稿工作。吴宓在病后心力交瘁的情况下，为了不中断编刊工作◆◆◆★■★，而自己又不至于过劳，因此，决定“放弃一切主张、计划、体裁、标准，而遵从诸君之意”。（见《吴宓日记》第4册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，P196）

　　（原载1933年7月31日天津《大公报★■◆■◆?文学副刊》第291期◆■★★，署名■■■“言”。）

　　茅盾君为当今最努力之小说家。所作无长短，莫不刻意经营■■◆◆★，于描写技巧上最见匠心：虽尚未臻天衣无缝，自然流露之境■★★■■★；然视时下多数作家之率尔操觚★◆，不得谓非冠绝侪辈矣。此集都八篇，中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者三，作者谓为初次尝试，结果则称美满。《春蚕》《秋收》二篇中人物相同，情节联贯，题旨亦类似：乡民耕畜辛勤坚苦万端★◆■，结果虽幸丰收■◆◆，惟以谷积丝剩之故■◆◆◆，劳作皆成泡影，而债务徒增。作者意在表现因社会经济之衰落★■■■，农村经济亦告破产，农民几无生存之道。旨意可谓广泛★■★；然茅盾君笔下曾无一语空洞，惟以全力描绘乡民劳作之奋力艰苦；既以象真★◆■★■，亦见收获之难，以为后文物价惨跌之陪衬。其写工作之紧张，一再以“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”■◆★◆★◆“奋斗◆★■★◆”字样称之。《春蚕》篇中写“窝种■■★■★”之情形曰：

　　可谓刻画入微。《秋收》全篇空气益严肃动人，如此例者尤多。此二篇殆为全书之冠■★◆◆★。《林家铺子》亦写经济衰落之影响于乡村★■■，辛勤之商民至不能生活。篇中又涉及市侩偷售日货及党部黑暗之描写。题材比较复杂，写来流畅逊前。作者固自谓类似中篇小说之紧缩也★■。

　　20世纪20年代，同是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■◆★◆★、吴宓二人的文学主张大不相同，朱自清是新文学作家◆◆★■、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，吴宓是被鲁迅批评的学衡派的代表人物。

　　1933年5月，茅盾著短篇小说集《春蚕》由开明书店出版。1933年7月3日，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第287期，发表了朱自清的评论文章■◆◆◆★★，署名■★“知白”◆★★■。不久，朱自清又把自己的新见解写成了第二篇书评文章《〈春蚕〉》◆■◆，发表在1933年7月31日第291期，署名“言”■■★★◆■。★◆★■◆“言■★”是朱自清的笔名之一，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他在《清华周刊》发表作品时，曾使用过该笔名。这次因为前后两篇文章的题目相同◆★★■，为了避免重复，只好在笔名上有所区别了■◆★◆■■。

　　旧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郑振铎及常川为该刊撰稿之傅东华诸人■★◆◆，近以★◆■◆■◆“文学社”名义，编辑一文艺杂志，定名《文学》。其创刊号已于七月一日出版，凡昔与《小说月报》关系较切之作家，几皆见于是册◆■★◆■★，以是卷帙颇巨。惟内容则未见精彩■◆。就创作小说言：茅盾之《残冬》为《春蚕》《秋收》之续，然用意、布局、描写手腕皆不逮前作。圣陶之《多收了三五斗》及巴金《一个女人》均草率无足道。而郁达夫《迟暮》，王统照《乡谈》二篇结构单纯，直难作小说读。王文艺术尤劣◆◆★◆★■。是册中惟张天翼之《一件寻常事》状一失业工人之贫困，至鸩其病妻，以减无力医药之苦，最为力作■★。全文但就工人之稚子目中写出，益显真切。下馀创作四篇，无非平庸。又载翻译小说二篇。此期所刊王统照长诗《她的一生》，朱湘等人短诗及夏丏尊、丰子恺等散文随笔，皆至多可诵而已。

　　1933年8月2日，清华大学教授叶麐（字石荪）曾劝朱自清“勿为《大公报》作稿★★，此等稿几于人人能作，又雨公未必愿我等为其作稿”■◆。■■◆■★“雨公★■■■◆◆”即指吴宓（雨僧）。朱自清认为叶石荪说得在理，但又想到“作书评本为素志之一，颇冀以此自见，且《大公报》销数好，故此事余殊未能决也”。（见《朱自清全集》第9卷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，P241）可见朱自清对《大公报》的社会影响力是十分看重的。

　　闲居无事，翻阅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吴宓主编的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◆■■★，竟然从中发现了朱自清的三篇集外佚文，令人欣喜。

　　因为朱自清使用比较生疏的笔名，而作品未能得到认知的现象还有两例。如1933年7月1日★★★◆◆，由郑振铎、傅东华等9人编辑的《文学》月刊在上海创刊。朱自清作为特约撰稿人，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《哀互生》和《〈新诗歌〉旬刊》两篇文章。同年7月24日◆◆，朱自清介绍新刊物的文章《〈文学〉创刊号》在《大公报■◆◆?文学副刊》第290期发表◆■★★◆，署名“言◆★◆◆★■”■★◆★■◆。文章介绍了《文学》月刊的宗旨◆■★■，并简要评价了创刊号发表的主要作品，指出◆★■■：◆★★◆■★“凡昔与《小说月报》关系较切之作家，几皆见于是册，以是卷帙颇巨■★■★◆◆。惟内容则未见精彩★◆★◆■◆。■■■”他认为，“《文学》创刊号殊乏佳构，惟大体视时下一般刊物，已为佼佼者矣★◆★■，甚望其是后能逐渐改进，以臻于完善。”至此，朱自清在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已经发表书评文章十余篇。而注重刊发书评及中西新书刊介绍，正是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的一大特色■★★。

　　此集内容，照《序信》所说，包含两部分。一是《山中杂信》等二十一篇“书”，二是分别写给俞平伯、废名和沈启无三君的“信”七十五通。周先生自己说明这二者的分别道：“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◆◆，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，这种文体原是‘古已有之’，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，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◆■★。宋人集外别列尺牍★★■★★，书之性质乃更明了■◆，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◆■■■，可以收入正集者，其用处在于说大话◆■■◆◆，以铿锵典雅之文词◆◆◆★★★，讲正大堂皇的道理，而尺牍乃非古文W66怎么上不了◆◆★■★■，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◆■，可以证矣。尺牍即此所谓信，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，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■★■◆◆◆，或通情愫，或叙事实，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，此其特色也。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◆★，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，从这里变化下去，到秋水轩是很自然的了。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，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★■★■◆，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，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W66怎么上不了，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，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。◆★■”

　　（原载1933年7月24日天津《大公报■■◆?文学副刊》第290期★■■◆■★，署名“言”。）

　　关于这集里所收的◆★■“书◆★★■”共二十一篇★■，皆曾见于旧刊各文集中。周作人先生自己以为这些东西，因为预定要发表的■◆★，写时嫌矜持一点■■◆，其名曰书，其实却等于论。但我们以为其中每篇都有可读，因为周先生至今还是受东西洋文学影响最深的当代第一位散文家，他又曾自称为常识具备的人，所以集中书的一部分有优美的抒情之作《苦雨》《乌蓬船》等等，有短俏的随感《国庆日》《郊外》《养猪》★■◆，更有倾吐他的健全朴质的思想——特别是关于两性问题的通信。

　　在这一年中，他以“知白”笔名在《大公报?文学副刊》发表了《〈老张的哲学〉与〈赵子曰〉》■◆■★、《关于“革命文学◆■■◆”的文献》和《中国近世歌谣叙录》三篇文章◆■★■★★，其中后两篇分别为两期连载的长文章◆★。此后，直至1933年◆★◆★■■，才在该刊再次见到朱自清的文章■■★■★。